对商鞅三次试探秦孝公,为何最终选择霸道治国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,趣历史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。

  导语:秦国在战国之初仅为西部小国,却用不足百年时间,励精图治后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一,是什么力量使其能在短短的数十年便取的飞跃呢?秦国所倡导的“霸道”是从传统的帝道、王道中脱颖而出的,如何成为治国理论?

  战国时代,诸侯争霸,历经多次兼并战争后,东周列国中极大一部分小国或被直接灭亡,或被兼并,纵有如鲁国、宋国之流仍在存续,但已属苟延残喘、强弩之末;天下的财力、物力、兵力均已如海纳百川般归流于后来所谓的“战国七雄”手中。令人惊异的是,战国七雄当中有个屌丝逆袭,那就是秦国;战国初期,秦国仅是华夏西部边陲一介小国,在其余六国之人的观念里,秦人只是衣不蔽体、茹毛饮血的形象,乃是与戎狄无异的野蛮之徒。

商鞅在三次试探秦孝公后 最后为什么会选择霸道治国

  而华夏文明历经数千年的发展,其成果则是为山东六国所继承,所保留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不入流的国家,却在经过数十年的变革发展后,跻身战国七雄之列,并且最终横扫六合,睥睨天下,率土之滨乃尽入秦国之彀中,虎视何雄哉!那么,秦国所倚仗的发展方略和治国原则是怎样呢?

  秦国强大于商鞅变法

  谈到秦国的强盛,我们便不得不提起彪炳史册的“商鞅变法”;据司马迁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记载:“商君者,卫之诸庶孽公子也,名鞅。”意即商鞅乃是卫国的一名庶出公子,他首先在魏国为官,但久不受重用,听闻秦国国君秦孝公在天下寻访有才之士,这正也是怀才不遇的商鞅所要寻求的进身之阶,于是他西去秦国,依托国君宠臣景监求见秦孝公。

  商鞅分别用帝道、王道、霸道三次试探秦孝公

  据《史记》载,商鞅多次拜见孝公;第一次拜会时,商鞅为秦孝公介绍了三皇五帝之中尧、舜的治国方法,乃是帝道;然而孝公听得了无兴趣,瞌睡连连;纵使商君说的口若悬河、唾沫横飞,秦国国君依然波澜不惊、不为所动。

商鞅在三次试探秦孝公后 最后为什么会选择霸道治国

  不久,重臣景监又请求孝公召见商鞅,这一次商鞅又以三寸不烂之舌为孝公大肆推荐夏禹、商汤、周文武的国家治理的法门,是为“王道”;这一次秦孝公虽然不像首次会面时一般不礼貌,却也只是浅尝辄止,顾左右而言他;尽管商鞅将心中郁结的才华谋略说得绘声绘色、淋漓尽致,秦孝公依然是心中岿然不动;商鞅知道圣王所倡的“王道”也不是秦孝公心中所愿。

  商鞅第三次会见秦孝公时,便以他所擅长的法术之学与之交流,将他总结的春秋五霸成功经验和盘托出;这一次,“霸道”的治国理政理论得到了秦孝公的认可和高度赞同;孝公听商鞅所言,情不自禁地“虚前席”;君上心中大悦,与商鞅探讨了几天几夜也不觉厌倦。

  商鞅用法家霸道征服秦孝公

  商鞅征服秦孝公所用“霸道”究竟指的是什么呢?首先,便是树立起国家“法制”尊严,并提出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,而因适时而变,兵无常势,法无常形;商鞅的诸多举措,首当其冲的便是为国民重立身份与变革社会关系。

  从过往简单依靠血缘订立百姓身份的方式,转换为依靠地缘划分人际关系,也就是什伍连坐制,将相邻的十家编成一什,五家编成一伍。此后无论是征收赋税徭役,抑或是征集军队壮丁息由此出。而在什伍之中,但凡有一人有罪,其余各家各户均受其牵连,判为同罪。

  严苛的法制,使得百姓只得服从国家的调遣而失去了从事自主生产的自由,整个国家如同一台缜密的机器一般,每一步都因循国家法律步骤而无出其右;国家机器的架构只是从建构主义的角度塑造其胚胎,而如何使得国家机器运转使用并且脱胎换骨,商鞅又将目光锁定在了对早已形成的固有社会阶层的破除上。

商鞅在三次试探秦孝公后 最后为什么会选择霸道治国

  其次,商鞅首创军功爵制,但凡秦国境内居民,上至王公贵族,下至黎庶百姓均可获得进身途径,而打开这一途径的钥匙便是军功,也就是战场上的战绩;于是,如何飞黄腾达便不再是简单的依靠前辈先人的恩荫,而转化为一场勇敢者的游戏;只有在战场上横刀立马,斩敌当先的战士方能位列他人之上。

  商鞅的做法,不仅将秦国的尚武之风和严肃骁勇的国家氛围塑造起来,更将秦国的军队逐渐磨练打造成了无往不胜的虎狼之师,成为了一统六国的决定性力量。

  再次,商鞅将法治理念融入到国策当中,秦国的内政方针和对外策略,我们都能透视到其成功所赖的法治原则和基本理念,也正是在这般先进的创新的治国之策推动下,秦国的政治实践呈现出了一往无前的气势;如同一道锋芒毕露的剑刃,挥斥方遒,直指中原大地和茫茫荆楚,秦军剑芒到处,所向披靡。

  此时,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商鞅所言的“帝道”、“王道”和“霸道”三者的异同和效力。管仲所著《管子》有言:“无为者帝,为而无以为者王,为而不贵者霸”,这一言深刻揭示了三者的区别。

  帝道不适合大争之世

  “帝道”首先是春秋诸子中道家所追求的境界,那便是君主无所施为,而单纯以自身的涵养以及道德润泽生民,使得万物生灵归于同一正道,黎民百姓不必苟于自我私利,政通人和,苍生平等,民心归依。不得不说,“帝道”所呈现的国家状态极为理想,而正因为其存在鲜明的理想性而始终难以施为,并且在“帝道”所描绘的政治体系中,施政者的权力与地位是需要通过类似三皇五帝的“禅让”的经典模式达到平稳过渡。

  例如“胡服骑射”的赵武灵王便自出为将,而让位于其子惠文王,燕王哙禅让让国于其国相等。然而“帝道”所追求的依然只是文明早期的政治模式,对民风淳朴自然的大环境无比依赖,这在战国这一讲求发展效率的喋血时代是难以有所成就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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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王道反对武力,不适合争霸时代

  “王道”则是肇始于周朝之初,周公所建立的宗法制,从历史角度上看,“王道”是这一时期的正道,七雄之中的其余六国便是遵循这一方向,虽然多有发展或变迁,但均恪守游戏规则,不敢越雷池一步;究其原因,便是早已形成的国内等级结构和周朝的政治大环境。君主的权力处在贵族的制约下,专注于国内政局而少有对外方略,重视传统的土地生产模式。

  “王道”在思想上就是孔孟所倡导的“仁政”和“德治”,尤其以孟子为代表,他说:“以力服人者,非心服也,力不赡也;以德服人者,心悦而诚服也”,言下之意乃是孟子反对武力称霸;然而在“窃钩者诸,窃国者诸侯”的时代,礼崩乐坏,生灵涂炭的战国,行王道,称礼仪往往成为了弱势的一方,正如孟子自己也说:“以力假仁者霸,霸必有大国。”

  于是,严苛而又高效“霸道”便成为了秦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宝,这其中体现的也是在纷乱的时代,通用法则和权力体系的新阐释;文明的传统在分裂之时很难起到有力的聚合作用,反之只有无坚不摧的力量方能掌握时代话语权,才能使得天下归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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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综述

  笔者认为,在历史的长河之中,一个国家的富强发展,除了凭靠其本身的施策方略外,还需要对时代大环境加以分析和思索;盛世、治世时施以德政,体察民情;乱世时凝聚国力,生存保种;历数过往的诸多朝代,本应为太平之世却多亡于难以体察民意,上下分离;如秦帝国灭亡于横征暴敛,东汉分裂于骄奢淫逸,盛唐衰落于难顾地方。

  而本为纷乱之时,君主又不知励精图治,扬鞭奋进者亦有之;如后唐毁于优伶戏子,南唐毁于声色犬马,北宋灭于不思武力;无论处于哪一个时代,国家都应该有适时而变的政策原则,一旦脱离了这一物质的基本条件,便会被无情地斩于马下。

  参考文献《史记》、《左氏春秋传》、《商君书》、《管子》、《孟子》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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